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每周六晚上，北京东五环外城乡接合部的皮村工友之家里，会准时热闹起来，皮村文学小组又开始上文学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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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成员，有雇主家存在感不强的住家阿姨、育儿嫂、钟点工，劳工市场上随时等着被派活的泥瓦工、布展拆展工、电焊工；还有些像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作者胡安焉一样，换了无数行当，只能用眼下正在做的那份工作来介绍的二手服装店店员、编辑、洗车工……只要进了文学小组，他们北漂的身份都被暂时抹去，听志愿者老师上文学课，讨论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。这样的场景，在皮村持续了十年。
皮村文学小组的高光时刻是2017年，一篇横空出世的《我是范雨素》在网上刷屏，作者范雨素就是小组成员之一。一时，皮村涌来无数记者、出版社编辑、摄影师、纪录片导演，以及纯粹好奇的参观者。《我是范雨素》爆红半年后，大兴城乡接合部一个群租公寓发生火灾，造成19人死亡，北京开始疏解人口和清查城郊违法建筑，皮村大片厂区被拆除。2019年，村里的打工子弟小学同心学校关闭。2023年，皮村打工博物馆也被拆除。
意识到皮村文学小组的现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后，在文学小组上了5年课的作家袁凌觉得，应该留下一份记录，“毕竟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报道和拍摄，多数工友的人生故事和梦想仍旧处于聚光灯之外”。于是有了《我的皮村兄妹》。
皮村，北京的另一面
皮村靠近首都国际机场，飞机从村子上空起飞、降落，除了巨大的噪声，村里的环境也给每个初访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今年五一前夕，北大教授、最早在皮村文学小组上课的张慧瑜，在《北京文学》上发表报告文学《以文学之名：新工人文学小组十年记》，写到 2014年9月21日傍晚，他开着车从海淀来到皮村的往事：“皮村虽然离北京很近，却是一个脏乱差的城乡接合部，村里人主要以出租房屋为生，90%的人口是外来打工者，白天大部分都去市里上班，晚上皮村街上恢复熙熙攘攘，像个热闹的小县城。我从城里开车到皮村，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。城里的繁华、拥堵和霓虹灯，与皮村昏暗的灯光、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”
张慧瑜也是当时唯一去上文学课的老师。工友之家发起人王德志、文学之家召集人付秋云说，附近工友来图书室借书，不时有人打听有没有文学课，想学习文学创作，工友之家就发起了皮村文学兴趣小组。
袁凌2017年初第一次去皮村时，感觉熟悉而陌生。尤其是皮村的主街，和他租住的昌平燕丹村很像，但和北京别的城中村相比，已经办过几届打工春晚、崔永元还去做主持的皮村，更拥挤、热闹，显出不一样的人气。不过，当时皮村有很多志愿者来来往往，衣着朴素的袁凌并没有引起工友们的注意。半年后，付秋云知道袁凌是有名的特稿记者，又成功转型为作家，就邀请他去文学小组上课。
“那天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大院里，工友莫小明带来一位头戴布帽，身穿圆领汗衫、半截子裤的老师，坐在屋檐下的长木凳上，身边搁着灰色手提袋。他朴素的着装与杂乱的院景融为一体，就像晚饭过后溜达一圈的普通工友。莫小明用广东口音普通话‘严林，严林’地向我介绍，搞得我一头雾水。这时快人快语的小海跑过来，原来是非虚构大作家袁凌老师。”工友徐良园在文章《皮村的缘分——给袁凌》中，回忆起袁凌出现在文学小组的情景。
袁凌真正和工友们熟悉，是受邀参加每年的新工人文学奖评选，他负责非虚构类作品。与很多老师只是鼓励不同，袁凌会直接指出工友们写作中存在的问题，“他精于文章，头发早谢，额高而光亮，两眼显得深沉，我戏称他是文坛的一只猫头鹰、啄木鸟，敢讲真话，针砭时弊”，徐良园还写道，袁凌“主张平静的叙事方式”。工友们被他指点后，写作都有提高，就愿意把写的东西给袁凌看，接触多了，关系自然拉近。
文学的纯真年代
但袁凌说，和工友们相遇的头5年，他没想过写他们，大家关系也很简单，上课谈文学，和熟悉的人一起玩、闲聊，说的内容也拉拉杂杂，“有时他们痔疮发了，会问哪里找痔疮膏，遇到一些法律、经济上的问题，也会咨询我”。袁凌没有刻意记录这些交往，最多偶尔有触动很深的事情，才在手机上简单记下。
“我遇到这些人，相处得愉快。”他觉得，自己虽然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，工作后的履历也光鲜亮丽，写出《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》《走出“马三家”》等很多有影响力的特稿，但某种程度上说，和工友们很相似，都是从农村漂泊到城市，在北京都没有户口、社保、房和车，同属于没有稳定保障的劳动者，只不过工友们干体力劳动，他做脑力劳动。
范雨素火起来后，在袁凌的帮助下，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的合集《劳动者的星辰》也在2022年出版，文学小组名气更大了。这时，中信出版社的编辑联系上袁凌，邀请他写皮村。进出村子5年来，袁凌也目睹了皮村的爆火和沉寂，当越来越多的“拆”字出现时，他意识到自己在亲历一段历史，就联系了30多个工友，一个一个做专访，最后写下13个人的故事。
袁凌说，作为与工友们交往5年后的沉淀，《我的皮村兄妹》与很多非虚构写作不同的是，尝试了一种比较少见的写法，让读者看到他和受访者的各种互动，力图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。“短时间内的采访和写作，采访者心意再好，再尊重对方，写出来的东西都只是皮毛，带着写作者很多单面的判断。只有接触时间足够长，才能够进入一种彼此相对有交流、互动的状态，积累的材料也更丰富、自然。”
《我的皮村兄妹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细节之一，是他写到史鱼琴和小海各自经历的性。当袁凌提出想看史鱼琴写的“月嫂日记”时，无意间读到那些“跳起来烧灼”他的内容。小海22岁那年，在梅山岛上遇到过一位八旬老人，他们之间的秘密，他也在心底压了十多年。
与他们的互动中，袁凌还记录了寒冷的冬季，他和小海、范雨素、林巧珍在冰封的池塘上读诗、溜冰、跳舞、弹吉他，增加了几分浪漫主义色彩。袁凌说，范雨素长期生活艰难，哪怕后来一夜成名，她内心都是紧绷的。那次，在空旷的冰面上尽情朗读自己的小说《久别重逢》中的“定场诗”，是她少有的放松时刻。
“一些专业的作家圈里，大家宁愿打麻将、斗地主、谈政治、聊八卦，都不怎么谈文学。但在皮村，文学是业余的事情，聊起来不会觉得羞耻，也没有那么多成名的人，还有初心的感觉，处于文学的纯真年代。这也是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把他们写下来的原因。也许再过几年，他们一个个都爆红了，江湖气就多了，反而没什么意思了。”
体力劳动者有他们的逻辑
40岁那年，袁凌在接受时任中山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采访时，说自己“经历过很多人生的艰难，让我体会到人生是多么不容易，更让我克制自己的个性，去理解别人真实的处境”。
于是，《我的皮村兄妹》里，多次出现袁凌和工友们一起劳动的场景。史鱼琴得乳腺癌回四川老家治疗后，袁凌去看望她，跟她一起去地里掐菜苔。他和王海军一起回河北易县老家的第二天一早，就坐着王海军开的电动三轮车，去给新出的玉米苗锄草。
除了做农活，袁凌还跟着工友干过更重的体力活。王海军干拆展布展，叫一个人去会有20元提成，有两次他实在找不到人，都想到了袁凌。第一次干活的地点是国展，西装革履的参展人员还没全部离开，戴着安全帽的袁凌和工友们就匆匆进去，把巨大的幕布板子和玻璃一一拆除、装运到货车上。那天从下午四点干到晚上十点半，才把场馆清理好，中间没人提出吃晚饭，这样会发15元餐费。
顶着辘辘饥肠，接下来他们还要干最重的活：把巨大的板材抬到卡车边，再由车上的人收上去。袁凌在现场看到，最大的板子要四五个人才能合力抬起，板子上带着钉子，手被扎破是常态，但没人觉得要去打破伤风疫苗，王海军干活还经常不戴手套。
“体力劳动者之间丛林法则很明显，尤其大家都是陌生的，就凑到一块儿干活，绝对谁也不让谁。”袁凌说，那次干活时，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经验，就老是说道他，袁凌不买他的账，差点跟他打起来。“那种场合你会感觉到，爱什么的都是假的，就是一种‘我都在这儿卖力气了，我凭什么要比你低一点’的感觉。”
做了两次装卸工人后，袁凌对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也有了新认识。“大家都觉得社会很先进，但城市的钢筋水泥不是白领这种写写文件的工作就能实现的，是徐良园、王海军他们，顶着烈日、高温、严寒，搬一袋袋的沙子、一袋袋的水泥、一块块的砖建起来的。”
袁凌还说，体力劳动者有他们的一套逻辑，只有真正参与他们的劳动，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。皮村工友之家负责人王德志，一开始觉得袁凌是知识分子，对他态度有所保留，“他每次和我说话，就像说相声，带有嘲讽”。但是好几次，袁凌到文学小组上课，正好遇到他们干搬家具、运沙石之类的重活，都去主动搭手。有一次工友之家缺人，王德志临时叫袁凌，他马上过去，干完活，王德志留下一句简短评价：“袁凌能干活，只是干得少。”从那以后，王德志就对袁凌打开了心扉，最后，他的故事被写成《不服气的野马》。
《我的皮村兄妹》
袁凌 著
中信出版集团·大方 2024年5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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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晓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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